李友梅 ｜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社会新公共性建设
摘要
在人类社会现代化浪潮中，中国近70多年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奇迹令世人瞩目，并开创了迥异于西方模式的中国式现代化，由此提出“中国之问”的理论阐释已成为世纪性课题。在我国社会建设实践中，一种以人民性品格为内在特质的新公共性，在推动实现社会秩序与活力有机平衡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新公共性坚持人民至上的核心价值观，并以坚定的人民立场作为处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根本出发点，以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导向来推进经济社会发展，提升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公共性是中国人民共同体的核心特质，也是推动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关键要素。对新公共性进行深入阐释，不仅有助于建构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而且有助于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对于推动构建人类新文明共同体的重要意义。
作者简介
李友梅，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本文载于《社会科学》2022年第12期
目 次
一、“中国之问”对研究新范式的理论诉求
二、新时代社会建设实践彰显新公共性特征
三、社会新公共性建设构筑中国人民共同体
四、新公共性与人类新文明共同体的共生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理念传承发展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四个现代化”、改革开放时期小康社会建设的“中国式的现代化”，首次出现在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党的二十大报告系统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方面重要特征，并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九个方面的本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的系统阐述，对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走人类现代化新道路的探索实践进行了理论概括，为我们深入理解新征程高质量推进社会建设实践及其世界性意义提供了指导和依据。
西方现代化兴起于16世纪的欧洲，是一场由工业革命推动社会发展继而扩散到全球的经济、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划时代变迁，并由此引发了人类文明由传统向现代的跃迁。相较之下，近代以来逐渐融入全球现代化进程的中国，其经济社会转型虽然在时间上呈现出后发性、赶超性，但却在20世纪中期开始走出了一条自主性、包容性的现代化之路。本文将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视域下，从社会组织方式这一角度入手，探讨近十年来中国社会建设实践中呈现出的新公共性特征及其理论意义，以此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运行逻辑，并尝试由此提出新的理论范式以推动构建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
一、“中国之问”对研究新范式的
理论诉求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同步交织、相互激荡，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最为宏阔而又复杂的现实环境。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多种不确定性汇集的巨大风险挑战，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全力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集中力量实施脱贫攻坚，坚持保障和改善民生，在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取得了积极而重大的成果。这些社会建设实践的重要成就在两大变局背景下起到了重要的社会稳定器作用，对于化解不确定性风险挑战具有重要意义。
从世界范围来看，在各国走向现代化的浪潮中，中国取得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这在理论层面向研究者们提出了如何阐释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并由此在既有的西方社会学理论范式之外提出了构建中国社会学的自主知识体系的紧迫任务。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呼吁中国社会学构建新的理论研究范式，这一新范式既要展现出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是世界现代化整体进程的一部分，能够体现人类社会从近代向现代、从农业到工业、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转变；又要在转型动力的层面，基于中国经验对“社会何以可能”做出独特的回答。只有同时涵盖这两个方面，才能既阐明本土社会转型的内在逻辑，又构筑出能够进行跨文化对话的概念与理论。
现代化进程深刻改变了人类社会的整体面貌，正是在探求人类社会转型实践的过程中，社会学应运而生并聚焦于“社会何以可能”等元理论问题，在剧烈社会变迁中寻求社会秩序与进步的内在逻辑：马克思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构建相互促进的角度，分析了社会得以存在、运行和发展的结构框架和动力机制；涂尔干则从社会分工的角度展现了社会团结的不同面向，并提出集体意识、中间职业群体等作为社会整合的纽带；韦伯则从权威角度讨论社会的存在与运行，贯穿了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理性逻辑。从理论上看，不论何种社会形态都会围绕公共问题和公共事务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促成社会团结来化解张力、矛盾，达到协调、合作，进而维持社会稳定运行。但从更深层来看，以何种社会联结方式来实现秩序与活力的有机平衡，与一个国家、社会的制度和文化紧密关联，并体现出不同社会的组织方式和交往方式的差异。
我们在对最近40多年中国社会治理转型的实践进行研究时发现，公共性的建设与重建对中国社会整合发挥着重要作用，并调整着秩序与活力的互动关系。据此，我们尝试提出以“公共性”的概念框架来理解中国社会建设的内在逻辑。当代中国社会的公共性既有传统社会“差序格局”的基因，同时又在现代化进程中受到市场、技术、资本等多元因素的影响而不断被重塑。但从宏观层面看，始终坚持以党的领导为核心统筹协调各方力量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即坚持社会建设中的“人民性”是中国社会新公共性的坚实基底。然而，我们在使用“公共性”概念时往往受到了西方理论的影响，将讨论停留在诸如个体主义还是集体主义，国家与社会关系究竟是怎样的等争论中，而忽略了当下更重要的理论问题，即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出发总结新公共性内涵，并从新公共性出发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特征。
今天我们将通过考察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迈向共同富裕的发展实践，讨论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与特征。以新公共性为视野的研究路径可以为阐释东西方现代化道路的根本差异进行“破题”，并有助于克服以既有的西方社会理论范式阐释中国社会现象时产生的水土不服问题。
二、新时代社会建设实践
彰显新公共性特征
迄今为止，世界上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的人口规模大多是几百万或几千万，而中国的人口数量甚至超过了目前已实现现代化国家的人口总和。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要为世界作出的贡献有多大，这背后的艰辛、风险与挑战就有多大。百年前，中国还处在民不聊生、积贫积弱的状态。如今，中国人却用了不到两代人的时间，就从封闭落后走向开放进步，从温饱不足迈向全面小康。195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仅有0.07万亿元，到了202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14.37万亿元。近十年来，“全国八百三十二个贫困县全部摘帽，近一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九百六十多万贫困人口实现异地搬迁，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中国的发展奇迹令世界感到震撼的，并不仅在于其庞大的经济规模与GDP增长速度，更在于中国以和平发展的文明方式在很短时间内浓缩了人类社会变迁的诸多历史进程。在复杂严峻的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下，中国共产党通过推动以团结凝聚民心、民力的人民共同体建设，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了社会基础。
从基本立场看，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利益为核心，正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并将其作为经济社会发展举措的决策依据。社会主要矛盾是党和国家科学决策、制定政策的根本依据，正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是科学部署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任务的基本前提。党通过准确判断不同时期社会基本矛盾，对人民实际利益进行回应、引导与满足，持续调整公共性的内涵、构造、实践方法，推动积极公共性的产生与存续，促进了社会治理、城市建设、消费、农村生活等社会各领域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前夕，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指出，中国社会的两种基本矛盾是：新中国同帝国主义的矛盾，以及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据此，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将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力求使中国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1956年党的八大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据此，党带领全国人民通过艰苦卓绝的生产奠定了国家的工业基础。1987年党的十三大指出，现阶段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此后，党坚持改革开放，构建起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并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使得人们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迅速提升。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据此，中国共产党更为关注环境保护、性别平等、司法公正、民主参与等议题。可以说，党始终围绕人民实际利益来研判、把握社会基本矛盾，深刻展现了执政党“以人民为中心”谋求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价值理念，这已经成为联结、凝聚社会共同体的认同纽带。
从实现方式看，中国共产党以社会治理共同体形成有组织的人民共同体，并由此实现了人民性与公共性的统一。在社会建设实践中，新公共性表现为以党的坚强领导为核心，不断健全完善的社会治理关系格局。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建设“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并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将其提升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治理与社会管理之间的关系愈发清晰，持续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格局。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将共治置于共建共享之中，把社会治理体制的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社会治理理论与实践更加系统全面。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这些战略部署持续回应多元社会主体协作共治的要求，不断完善包含多种治理机制的治理体系的要求。可以看到，当代中国社会新公共性的建设体现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中人民性与公共性相统一的本质特征，并指向了对共同的根本利益、共同的道德生活与共同的政治生活的建构，其现实意义就在于开创出一种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共同体为导向的实践路径。
从建设成果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如期完成了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正迈向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新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向世界庄严宣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这是十八大以来对党和人民事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三件大事之一。当前，我们已经迈上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从现实看，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已成为全球最大挑战，其形成原因的多样性、复杂性以及普遍性意味着需要跳出原有框架而寻找新的发展路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正是正视了这样的问题，通过推动积极的政策创新不断化解了这样的问题，充分尊重和满足人民的利益。因而，党和人民推进的共同富裕是一个意义深远的重大课题，它既源自马克思主义对于满足现实的人的需要的基本目标，也植根于中国社会“富民”的文化传统中。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党中央做出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总的战略安排，具体来说分两步走：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新公共性的建设便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持续迭代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三、社会新公共性建设
构筑中国人民共同体
回望百年，中国社会建设历经革命战争、百废待兴，到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阶段。在从传统走向现代、从贫穷落后奔向全面小康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中国为何能够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保持社会长期稳定，以中国式现代化超越西方“现代化悖论”？破解这一密码的关键就在于如何深刻理解和阐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团结奋进的组织机制，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新公共性。新公共性的核心宗旨是：在党的领导下，统筹协调各方力量共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不同于西方公民社会中所生发出的国家与社会对立、多方利益难以调和的公共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共同体导向的实践路径中，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构建社会团结的基础和依托。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中国走出了一条以人民共同体为导向的发展路径。这体现出在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历程中，人民性与公共性始终统一在一起的本质特征。
人民性是新公共性的天然价值基底，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彰显了这一价值本源。自中国共产党创建以来，这一价值本源体现在党的每一次重要历史抉择与前进奋斗的实践之中。在中国社会建设实践中，党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不断探寻和认识社会发展规律，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并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真正地把握了中国和世界发展的大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是党带领人民砥砺前行、奋发始终的伟大事业，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为人民共同体的形成提供了价值引领。党的人民共同体理论不仅包含党的人民观，而且包含党的人民历史主体论。中国共产党始终将改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置于首位：从建党之初就聚焦工农群众生存问题、改善劳动条件，以斗争谋求民生；在建政立制后，建立民生保障制度，发展苏区民生事业，以政权保障民生；到新中国成立后，全力改善人民生活，并将其上升为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以发展促进民生。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脱贫攻坚和精准扶贫，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加快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视察时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在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际，审时度势，在坚持发展民生的同时不断促进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调整，并将新时代社会治理引向了更高的新境界。
人民性引领着新公共性的价值导向，人民本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根本立场和核心价值。人民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实践者和创造者，在推动社会变革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只有承认并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才能够凝聚起人民的认同力量。是人民的需要呼唤党的诞生，也是人民的拥护推动党的壮大。正是在人民的拥戴与支持下，党一次次克服了艰巨的历史挑战，逐渐壮大自身，并带领人民奔向日益幸福美好的生活。
我们在之前的研究中提出，“公共性”的制度化过程或者可以从历史文化的演进中寻求“认知惯例”，或者可以在相关行动者频繁的互动实践中逐步成型。这是经典社会学制度研究提供的两种主要思路。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探讨社会新公共性的建设，从历史文化的根源上可以追溯到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的思想。这与西方以抽象个体主义为核心的文化传统有本质性的区别。从相关行动者的互动实践中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深厚信赖和相互支持是紧密相关的，这是不同时期党的施政方针中人民性的集中体现。正是在人民性的引领下，坚持回应人民需求的实践指向，坚持倾听大多数人诉求的利益所向，坚持以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愿景为指向，中国社会的公共性重塑才能摆脱由资本市场和市民社会主导的西方窠臼，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道路。从知识生产的角度来看，唯其如此，中国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才能克服和超越西方社会科学偏狭的“客观性”，以及价值缺失或错位等学术生产问题，走向服务于人民的学术生产。
新时代社会建设的伟大实践构成了新公共性话语范式的基础和前提，而新公共性概念以及理论建构则能够推动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的创新和自主知识生产。实践是话语的来源，我们既要能够将生动鲜活的实践上升为一般性理论，同时又要能够将严谨和抽象的理论向实践应用转化。具体来说，源自日常生活的话语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最具有感受性的生活实践，而这种实践提出的理论创新紧迫性就需要学术话语剖析其规律与本质特征。中国人民共同体的概念范式来自中国自主的现代化实践，也将由此推动中国社会学话语的创新和自主性知识的生产。有学者指出，社会学学科拥有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的相对完整的学科体系和知识体系，当前迫切需要把内部各个分支更好地整合成一个从解释到解决、从理论到实务的知识系统和学科链，以便更好地服务国家和社会发展。由此，我们要更加注重与实践相结合，更好地理解人民利益的表达，同时以人民性话语建设继续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进程。相反，西方社会之所以会出现社会话语民粹化、学术话语犬儒化和边缘化等话语危机问题，其原因就在于西方国家的政策话语越来越被资本所绑架，脱离了广大人民生活和社会全面发展的实际。同时，西方国家的政客为了应对各种经济社会问题，不惜人为制造差异、对立甚至冲突，其所固守的空洞的“普世价值”在“信息茧房”的作用下反而削弱了社会共识。由此，我们要更加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更好地理解人民利益的表达，坚定地以人民性话语建设持续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进程。
今天，推进共同富裕的新征程已经全面开启，人民以更强的信心投入到推动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使命中。历史实践已证明，党与人民在推进共同富裕的现代化道路上，结成了命运相依的共同体。人民共同体彰显了党的领导与人民利益的高度统一，这既构成实现共同富裕的结构保障，又是共同富裕的必然结果。这种在共同富裕进程中孕育和筑就的人民共同体，关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因而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关乎人民根本利益和执政党的政治基础。党领导中国人民正在不断探索新的社会整合机制，不断催生新征程中的社会团结和社会认同，在变化中不断推进秩序与活力的有机平衡。进入新发展阶段，优质民生与高效治理更是统一于社会公共性的生成与发展，这也成为党领导人民共同体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四、新公共性与
人类新文明共同体的共生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我们真诚呼吁，世界各国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党的二十大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把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写入党章。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和弘扬，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一种建构形成了普遍性的价值自觉。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新文明的倡导者、践行者，从价值指向上要求对“西方化”加以超越，从全人类的视野出发，中国在对人类新文明的建构中倡导世界不同文化的共存、多样文明的交流互鉴。人类新文明指向的是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文明形态。中国文化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社会建设新公共性正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文化的这一特性。中国共产党在持续地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的同时，在实践中以人民为导向的价值内涵也在不断丰富：从维持人民基本物质生活水平提升为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从低水平发展到高质量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已经从效仿学习西方发展到探索出了自主性增长的道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模式在推进了人类物质文明发展的同时，也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上陷入了困境。尤其是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推动下，西方国家对经济衰退、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回应并不乐观，其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张力、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撕裂以戏剧化的形态呈现出来，引发了更深层次的政治危机与社会危机。这种状态导致了“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以及国家间的“信任赤字”等诸多问题。建构人类文明新形态,就是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文明观去把握和塑造人与世界的关系，从而为从整体上消解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弊端或“赤字”提供创造性解决路径的示范：同步推进物质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自觉主动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分配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同世界各国互利共赢，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人类和平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新时代社会建设的新公共性同样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成果。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党的灵魂和旗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必须更加自觉地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当前，人类正在经历复杂严峻的时代考验，中国亦在改革发展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党的伟大理论始终是马克思主义与新时代中国国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为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正是在与时俱进，不断回应时代、实践与人民所提出的新课题的历史性实践中，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始终焕发勃勃生机。也正是在推进人类文明新形态建构的历史性实践过程中，新公共性的提出和发展，将会进一步丰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内涵，在兼容并蓄中把握人类文明发展的普遍规律，并由此产生强大的理论力量。
更为重要的是，新公共性将为中国话语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长期以来，中国学术话语基本上处于学习和沿袭西方表述的状态，虽然“学徒”状态有利于开启大规模的对外学习，但是长期以来的“学徒”状态会产生“依赖的”和“因循的”毛病。而一种学术的真正成熟，总意味着它要能够在特定的阶段上开始摆脱它的“学徒”状态，并且获得它的自我主张。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这也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自我主张”的历史转折点。也正是在此之后，中国话语体系建设开始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新公共性也在这一浪潮中萌生，并在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学术研究中得以逐步成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 “人民性”既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又深深植根于中国社会现实。党领导的人民共同体建设，是党百年社会建设思想和实践中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理念的深刻体现，也是中国社会主义文明形态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基础。党的领导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根本保障。相较于西方社会基于个人主义之上的权利共同体，党领导的人民共同体是人民利益优先的价值共同体，是党领导中国人民因时因事因势制宜推进社会建设，从穷苦磨难走向美好生活的重要力量，也必将带领中华民族赢得更加美好的未来。历史反复证明，党和国家的每一次重大胜利都离不开党与人民的相互信任和相互支持，正是这种共同体建构实践昭示着我们，党领导的社会建设不可能走向西方所谓的“公民社会”。可以说，人民共同体的思考路径，是我们从中国共产党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进行经验总结、思想提炼得来的结论，也是我们从历史文化发展和文明价值形成的角度，对社会主义文明的肌理与运作逻辑及其如何应对“现代化”考验做出的一些新的思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形态，不仅能够对中国现代化路径作出理论解释，也必将成为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纽带。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已经进入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新阶段，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我们深感其紧迫性和艰巨性。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一个整体性的历史进程，其丰厚的实践经验是我们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坚实基础。当前，我们正意气风发地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百年来的中国式现代化社会建设实践是具有连续性的，其实践过程也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不断推进。尽管不同历史时期的实际情况有所不同，但致力于满足人民的需求、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目的从未改变，而这也是我们想要阐述的新公共性的核心内涵。以此为基础，中国式现代化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同时，也必将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开创人类新文明形态。在人类新文明形态意义上阐释新公共性，并不意味着强调中华文明对其他文明形态的优越感，而是要着重体现中华民族极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在对这一概念的阐释中既包含着与世界多元文明、文化间的交流与互鉴，也包含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天人合一理念，能够真正体现人类命运休戚相关的世界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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